《中国统计年鉴》将我国能源结构分为四大类：原煤、原油、天然气、水电，这是中国的传统能源。建国60年来，是这样的能源结构推动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今，这样的能源结构正面临日益逼近的全面危机，客观认识这一危机，摸清症结所在，而不是在别人的忽悠中莫辨南北，是理性处置这一危机的前提。
Hubbert曲线年，美国石油地质学家King Hubbert提出了著名的Hubbert曲线。
简略地讲，其思路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将怎样被耗净？初期，其采掘量主要取决于需求，因而其累计采掘量呈指数增长；随着累计采掘量的增加，资源极限对采掘量的影响越来越大，增长率将越来越低，直至降为零。于是，可以用Logistic函数来拟合其累计采掘量数据，进而预测逐年的采掘量，这就是Hubbert曲线。
据此，Hubbert预测美国本土48州的石油产量可能在1971年达到峰值。当时美国的石油备用产能非常巨大，实际生产只动用了不到65%的总产能。在这样的背景下，预测美国的产量将在10年内达到峰值，很难让人们接受。而事实上，1970年1月，美国本土48州的石油生产达到峰值，此后美国的石油生产商再也没有生产出这么多的油，而美国的石油需求却一如既往，持续上升，导致石油进口剧增。
Hubbert曲线在美国的应验，震动了社会。出于商业和战略的考虑，石油的开采受到了人为的控制，实际的产量往往偏离Hubbert曲线。但有限资源终将耗尽，这是无法改变的，偏离无非是“分段截头移位”（见图1）。
理想模型中因限产而未动用的产量，在峰值前的部分标为A区，之后的部分标为B区，这部分未动用产量可推迟峰值，却无法阻止峰值的来临。
Hubbert给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我们不妨从这个视角观察中国的统计数据。在中国的一次能源生产构成中，属于有限资源的有煤、石油和天然气三类。我们先来观察煤的产销。
2007年，煤占到我国一次能源生产的76.6%，占绝对主导地位。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给出了1949年~2007年以来历年原煤产量。
2004年《国土资源报》曾报道，经过反复计算和论证，截至2002年底，中国探明可直接利用的煤炭储量1886亿吨，另有3317亿吨基础储量“可以留待后人勘探开发”。
中国社科院2007年发布的《2007中国能源蓝皮书》披露，中国煤炭资源回采率一直很低，目前煤矿平均资源回收率为30％，而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资源回收率能达到80％左右。（2007年4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假设1886亿吨“探明可直接利用的煤炭储量”，回采率能提高到50%，再假设3317亿吨“基础储量”中有80%可转化为“探明可直接利用的煤炭储量”，回采率也是50%，于是从2003年起，累计可采原煤2239.8亿吨。由进入本世纪后的历年开采量，用Hubbert曲线可以观察原煤年产量的未来趋势（见图2）。
Hubbert曲线年，此后年产量的大趋势是下降。上述《国土资源报》的报道称：探明可直接利用的煤炭储量“可以保证开采上百年”。而煤炭消费的统计数据和趋势外推（见图3）。
按图3显示的煤炭消费趋势外推，即使储量100%转化为产量，从2003年开始累计，1886亿吨“探明可直接利用的煤炭储量”不够消费到2050年，加上3317亿吨“基础储量”，也不够消费到2078年。
2004年我国实施新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国家标准，新分类标准除了保留传统的探明地质储量外，还划分出探明技术可采储量、经济可采储量等类别，第一次确立了“新增探明经济可采储量”的概念。统计表明，2006年，我国石油新增探明经济可采储量1.72亿吨，全国剩余经济可采储量20.43亿吨。（《统计显示：中国石油剩余经济可采储量20.43亿吨》2007年3月29日《中国新闻网》）
2007年7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宣布，公司在渤海湾滩海地区发现储量规模达10亿吨的大油田冀东南堡油田。假定这10亿吨储量全部为经济可采储量。由《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可算出，每吨原油相当于1.4285吨标准煤。
原油资源紧缺的压力，有助于提高回收率，我们假定上述资源能100%回收。（据张国宝2008年11月在第五届国家石油公司论坛上透露，当前实际回收率约30%）依据这些数据，可用Hubbert曲线观察我国未来的原油产量趋势（见图4）。
用Hubbert曲线拟合天然气的产量数据得到图5。其峰值在2043年前后到达，尚有约一倍的增产空间。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另一类一次能源是“水电、风电、核电”。在2005年以前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它被标为“水电”，2006年后才标为现在的名称。比较2005年与2006年的数表，发现数据自1999年开始有差异，可见，2006年以后的《中国统计年鉴》中，自1999年后的数据加上了风电、核电的数据。由于“风电、核电”数据自1999年后才加入，时间短、数量小，现有统计数据主要反映水电的态势。
2005年11月2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水力资源成果发布会”，公布了水力资源复查工作结果：
“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年电量为60829亿千瓦时，平均功率为69440万千瓦；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54164万千瓦，年发电量24740亿千瓦时；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40180万千瓦，年发电量17534亿千瓦时。”（《发改委发布全国水力资源复查成果》2005-11-28“中国经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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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统计年鉴》可算出由“万吨标准煤”计算的水电消费量，同时又提供了用“亿千瓦小时”计算的水电消费量，由历年的这两组数据可算出，1亿千瓦小时电力约相当于4.38万吨标准煤。于是，潜在的年水电资源总量17534亿千瓦小时，相当于每年7.67亿吨标准煤。
水电不存在理论上的耗竭问题，但存在上限，于是水电不适于从Hubbert曲线的视角观察，却适于从Logistic曲线）。
Logistic曲线拟合的结果，显示水电的极限产量是7.47亿吨标准煤，与水力资源复查宣布的相当于7.67亿吨标准煤的“经济可开发”发电量吻合。
Hubbert曲线和Logistic曲线不适于作短期准确预测，却比较适于作长期趋势观察，由此可得出传统能源生产构成的未来趋势（见图8）。
其一，如果延续现有的能源生产趋势，传统能源生产将于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将下降。本世纪后半期，传统能源将不可能支撑我国的社会经济系统运转。
其二，如果没有理论上突破性的发现，石油生产萎缩难于避免，最终在传统能源生产结构中将成为无足轻重的角色。天然气将有较大发展空间，但以现有的理论和技术水平，仍不足以担当能源生产的主角。如果传统的“有机生成论”能够被突破，杜乐天的“地球排气”理论能够被证实，天然气生产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石油勘探的空间也将扩张。但这样一来，由于基础理论的转变，它们应不属于“传统能源”的范畴。在新能源的探索中，对“地球排气”理论应有足够的重视。
其三，在本世纪前25年以内，水电将取代原油的地位，位居传统能源产量的第二位。由于不存在耗竭问题，在本世纪的后25年，将取代原煤，位居传统能源的首位。
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可查到自1953年至2007年的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统计数据，从各种学术刊物上可查到学者们对未来能源需求的预测（见图9）。不同学者所用方法各异，结果差异甚大，唯一的共同点是：本世纪上半叶，中国一次能源的需求将大幅上升，且看不到峰值。
观察图9的统计数据，可发现历年消费量总体上呈指数增长态势，但增长率在下降，这符合Logistic函数的特征。笔者用Logistic函数对统计数据作了简单的趋势外推（图9中蓝色虚线年前，趋势线最接近李龙全、柳彬德和佟阿思根的预测，但2020年后，各预测都高于趋势外推值。
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由煤炭、石油、水电、天然气构成，IM体育App官网下载《中国统计年鉴》还提供了这些分量的统计数据。笔者据此对每个分量作了同样的趋势外推，将所得结果加总，得出图9中褐色实线。它高于对总量的趋势外推，但低于唯一的长期预测值（秦钟《我国能源消费与CO2排放的系统力学预测》）。
与严格遵循预测理论得出的预测结果相比，趋势外推得出的结果更保守一些。它显示在2050年中国一次能源需求可能在55.4亿吨到91.4亿吨之间。而2007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是26.6亿吨标准煤。这意味着中国的一次能源年度需求在半个世纪内尚有1.09倍到2.44倍的上升空间。请注意，这是最保守的估计，笔者查到的任何一个预测，在此期间都要求更大的升幅。
50年来，中国的经济状况与政策取向变化巨大，图9显示的长期趋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系统的内在特征。中国的实际能源消费多次在此趋势附近波动，每次波动都记录下我们犯过的错误和付出的代价。
1957年到1960年我们急于工业化、城市化，导致能源消费偏离长期趋势，其代价是1960年到1963年不得不回到趋势线，而城市化不得不长期迟滞。
1965年至1968年能耗下降，其背景是全面武斗。1978年到1981年能耗停止增长，其背景是去世导致的局面混乱。
1996年至1999年，能源消费再次明显偏离（低于）长期趋势。其背景是近20年的利润极大化取向，导致逐利资金迅速积累，而社会购买力相对萎缩，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当时，西方媒体曾据此质疑我国公布的GDP数据不实。当年“刺激内需”的政策毫无成效，反而使国民在医疗、教育、养老方面承受巨大压力，消费顾虑重重。逐利资金拥有者不得不转而面向以欧美为主的海外市场，靠消耗资源和使用廉价劳动力挣利润。
于是在进入本世纪后，实际能耗以远高于趋势线的速度上升，造成了今天难以收拾的局面。即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这样的升势也是肯定无法维持的，势必向趋势线回调，相应的则是大量人员失业，危及社会安定。
可见每一次波动，社会都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中国的实际能耗低于趋势线显示的下限，带来的后果难于预测。传统一次能源生产萎缩的前景，使这一危险近在眼前。
在本世纪前半期，原煤仍是我国一次能源生产的主角。表1（见A3版）为各领域消费煤炭的份额及其变化。
工业是煤炭的最大用户，1980年占71.87%，到2007年升至94.83%。其他领域所占份额微不足道，而且所占份额明显萎缩，有的甚至绝对值也呈现负增长。可见，煤炭战略主要应着眼于工业需求。
在工业中，煤炭主要用于发电。上世纪80年代，发电用煤占整个煤炭消费总量的20%左右，占工业用煤量的30%以下；在2022年后，发电占到用煤量的50%左右（见图10，A3版）。另一方面，我国火电占可供电力的80%左右，其中几乎全是煤电。可见在我国电煤高度相关。而在各类能源消费中，电的行业、领域分布是最平均的，这意味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环节都直接依赖于电能供应。
煤炭的第二、三大用户为炼焦和钢铁工业，而其中的焦炭85%用于钢铁工业，两项合计，钢铁工业占煤炭消耗量的17%左右。而钢铁是工业、建筑业的基础材料。
可见，我国经济中煤是首要的战略资源，中国能源战略的主体就是煤炭战略。从这个视角观察，煤炭资源的勘探、管理，煤的生产、分配、运输、使用，煤炭领域的科研都是战略性的问题。一旦这个环节出问题，其影响就是全局性的，甚至是致命的。
1949年9月，我国设立燃料工业部，下设石油管理总局、煤炭管理总局、电力管理总局和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其目的是为工业化保障能源供应，以改变农业国的地位。当时，煤炭占我国能源供应的90% 以上，煤炭行业完全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下运行，所有的煤炭生产任务都由国有企业承担。企业的建设与发展基本上依赖国家投资，企业的生产、销售、定价完全遵从政府计划。
1955年7月国家决定撤销燃料工业部，分设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煤炭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由独立的部门管理。
此后相关部门分分合合，一段时间看重煤炭化工原料的地位，放在燃料化学工业部，一段时间又看重其能源的地位，放在国家能源部，1993年再次成立煤炭工业部。然而从1998年开始，煤炭工业部降格为煤炭工业局，又逐步演化为现在的“生产监督管理局”，至此，煤炭领域已经没有一个从全局出发的专职管理机构。
煤炭是国家的战略物资，它的直接用户高度集中于火电与炼钢，而这两个行业又高度影响整个经济系统。对中国经济而言，说它们是个“战略铁三角”并不过分。保障它们理性、高效、协调、可持续地运行，对中国经济是基础性的问题。
这样的行业特征需要从整体出发的责任能力，需要高度的预见能力，需要与发电和钢铁行业紧密的配合协调。事实已经证明，这些恰恰是所谓“市场化”方向难以实现的。而过去30年，市场化、私有化却是煤炭行业“改革”的主流。
自20世纪80年始的利润极大化导向的改革、“有水快流”的行业政策，极大地刺激了资本的积累和产能的扩张。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期，煤炭行业发展迅猛，截止到1997年底，我国共有大小矿井6.4万处，其中6.1万处为小矿井，接近总数的94%。煤炭领域开始成为“煤老板”这一“社会新阶层”的温床。此后他们用行动证实了自己的“富可敌国”，也给社会公众留下了“为富不仁”的强烈印象。在百度上搜索“煤老板”一词，能找到898万条信息，其中的内容足可以写一部绘声绘色的长篇小说。
与资产性收入剧增对应的则是工资性收入的相对萎缩，这一态势很快就导致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危机：1996年第二季度开始出现了煤炭供大于求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2000年，图3显示，1997年后，煤炭消费量连年下滑IM体育App。整个煤炭行业一片愁云惨雾，我国国有大型煤矿经营举步维艰。
为应对这一态势，1998年3月，煤炭工业部被降格为国家煤炭工业局，归国家经贸委管理，同时将重点煤矿下放给各地方政府。一年多以后，1999年12月，国家煤炭工业局再次更名为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意味着“安全监察”成为其主要职能。然而，自1999年“安全监察局”出现以来，矿难却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大，已经到了令国人麻木的地步。同时，已经市场化的煤炭与仍在垄断体制下的电，矛盾日益尖锐，并在2007年的雪灾中全面暴露。
作为参照物，不妨对比一下烟草业。从对国计民生的战略意义而言，烟草无论如何不能与煤炭相比。而烟草至今是国企垄断。放弃煤炭而死抓烟草，表明对当时而言，抓税收远比抓战略性行业、战略性资源重要。从资源禀赋看，我国能源极为紧缺，相比之下，煤是最宽裕的，这决定了煤在我国一家独大的地位将保持相当长的时期。
2007年11月2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发布了《煤炭产业政策》，开始调整过去的主流方向。但理智而清晰的战略，只能建立在客观而深入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事实上，煤炭、发电、炼钢构成了一个密切相关的整体，应在什么机制下运行，靠什么体制管理，需要有全局视角的研究，而不是任由各利益集团的博弈来驱动，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局部的理性往往导致全局的非理性。
2007年石油消费的41.13% 为工业，33.62%为交通运输，两者共计74.75%，是石油消费的主体。石化工业为现代经济提供众多的基础原材料，交通运输业则是社会机动性的保障。值得注意的是，交通运输业所占份额在1980年仅为10.41%，20余年来增长迅速，从趋势看2010年将超过工业，成为第一大用户（见图11，A3版）。
然而，石油的生产远不能满足消费之需（见图12）。2003年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与中国经济发展》警告：中国油气资源的现有储量将不足10年消费，最终可采储量勉强可维持30年消费。
作为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当年的德国就是前车之鉴。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然而德国的能源高度依赖煤炭，占总能源的90%，而石油大约仅占5%。与我们20世纪50年代的状态极为相似。德国的石油供应主要依赖从罗马尼亚进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东线德军参谋长、德国最高统帅部第一总军需长鲁登道夫指出：
“罗马尼亚石油乃重中之重，但很不幸，罗马尼亚的石油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不足以改变德国石油短缺的整体局面。”
其后的希特勒清晰地认识到实现机动化对德国发展的战略意义。早在因慕尼黑身陷囹圄之时，他就提出兴建连接全国的高速公路，并让汽车在普通百姓中普及。这一构想的遗产，就是著名的汽车品牌“大众”。
希特勒的这一构想相当深刻，人与物的流动半径对社会性质的影响极大。深山中的物资，如果不能远距离流动，往往就只能沦为废弃物。一个终生没去过县城的人与每月都在天上飞的人，其视野完全不同，而国民素质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
机动化的德国需要液体燃料驱动，而石油高度依赖进口，极大地限制了德国的战略选择空间。二次大战初期，德军在西线进展顺利，整个西欧已经匍匐在其脚下，唯有英伦三岛还在苦苦支撑，只要再坚持一下，打垮英国，德国西线就不再面临有组织的抵抗力量了。但这时希特勒突然转向东方，令很多军人不解。顺利攻入苏联后，将领们将莫斯科作为首要目标，而希特勒的目标是占领巴库和其他高加索油田。一位历史学家曾经写道：
“在经济领域中，希特勒的目标是石油。夺取高加索油田甚至比攻克莫斯科更加重要！对希特勒来说，石油是工业时代和经济力量必不可少的东西。是战争机器的血液IM体育App！”
正是石油造成的约束，使德国的战略不得不悖于军事规律，成为其战败的原因之一。正是看准了石油造成的约束，美国驻欧洲的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将军命令：“当前美国战略空军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断绝敌方武装部队的石油供应。”随之开始对德国合成燃料工业目标进行经常性的空袭。
“敌军已经在我们最薄弱的要害之一进行攻击。如果他们此时坚持这样做，我们很快就不再会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燃料生产了。我们的唯一希望是对方的空军总参谋部也像我们那样麻木不仁！”（以上见丹尼尔耶金《石油风云》）
中国的工业化比德国更晚，当我们需要大量进口石油时，全球石油资源事实上已经被列强瓜分殆尽。中国的公司无论走到哪里，都面对着警惕的目光，西方主流媒体则利用一切理论、口实来诬陷中国，从“气候变化”到“普世价值”都是他们的武器，似乎完全忘了当初他们是怎样开着军舰闯进中国，强售鸦片甚至杀人放火的。
逻辑上，第一层次的选择是：是否压制中国对机动性的需求，比如更多地依赖本地资源，更多地依赖信息流动，而非人与物的流动？
如果上述三个层次的选择都不足以解决问题，就只剩下第四个层次的选择：开拓、保护海外石油供应，为此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能力，不惜与威胁我石油进口的任何势力一战。
所有这些层次的选择，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笔者孤陋寡闻，尚未见到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所见者是上世纪90年代，大建高速公路，敞开大门，让外资在中国大力发展汽车工业，使中国回到当初“万国汽车博览会”的年代。从能源战略的角度看，这无异于绑架了我国的外交与军事战略。
水电是个争论激烈且伤感情的话题，争论双方言辞之尖酸刻薄令人印象深刻。从能源战略的角度看，关键在于水电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客观地位和开发水电需付出的代价。前已提到，根据水力资源复查结果，水电的“经济可开发”发电量相当于每年7.67亿吨标准煤。相比于2007年23.5亿吨标准煤的一次能源生产，这是个很有限的量。但水电的产能理论上没有萎缩的问题，图8显示的趋势提示我们，当前主角煤的产量将不可避免地萎缩；由于不存在耗竭问题，水电的产能虽然不大，它在传统能源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将超过原油，甚至超过原煤，成为不可忽视的一员。
然而水电开发的代价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中国的水能资源高度集中于川东高山峡谷地区，进入本世纪以来大规模的“跑马圈水”造成了广泛的社会、生态、安全隐患，瀑布沟事件就是社会隐患的一个严重警讯。
在2009年3月底召开的第345次香山科学会议上，陆佑楣院士透露：这次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投资，水电没拿到一分钱。
2009年6月，环保部称，由于“严重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和环境保护准入条件”，决定“从即日起在完成科学论证和各项整改措施前，暂停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环保部暂停审批华能华电集团所有建设项目》 2009年6月12日《新京报》）
看来政府已经对水电开发的代价和现行水电开发机制的弊端有所警觉。客观上看，中国的水能资源应该得到开发，对水电在能源生产结构过渡期间的作用应有足够的认识。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的水电工程每年投产1000万千瓦以上，把上世纪积存的前期工作储备逐渐用完，已经出现前期工作周期过短、投入力量不足、设计质量下降、研究论证不到位、决策程序模糊等问题，造成工程建设走弯路，不能健康有序地建设，快速发展难以为继，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在决策过程阶段）需要完成流域规划的复核，全面的地质调查、社会调查、生态环境调查，市场分析预测，规划设计，地质勘探，设计方案，科学试验，可行性和必要性论证，最终的决策审批程序。要坚决防止先开工再审批，出现边设计、边施工、边勘探的“三边”现象，坚决阻止“跑马圈水”现象。
要改变给库区移民“后扶持”的补偿概念，将其转变成自然资源经开发后形成的社会财富合理分配、有关群体共享的机制。
把水电开发与水库移民区的经济发展、提高库区居民的生活质量结合起来，走“先移民后工程”的道路，认真作好移民规划。
在开发利用水能资源的过程中也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和改善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质和大气，保护植被，真正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从流域规划时就要避开和尽可能远离板块断裂带，绝对不能将坝址选在断裂带上。要做充分的地质勘测工作；选择坝型时尽可能选择抗震性能好的坝型，如堆石坝和各种类型的混凝土坝；设计中考虑足够的抗震能力，数学和物理模型并举，并作破坏性的试验和复核；要把“不溃坝”作为绝对目标。
我国尚未开发的水能资源都集中在西南地区流域的上中游，坝高都达到世界水平的200米～300米，国外和国内在技术上的储备都是不够的，缺乏从理论到实践的经验。只有加强科学研究，提高研究水平，培养更多的高坝技术人才，才能迎接挑战性工程的建设。
提高气象水情预测技术，延长预见期和数值准确度，充分利用来水的自然规律，进行合理的调度，以满足全流域的居民生活用水、城镇供水、农业用水、防洪减灾、能源利用发电用水、通航用水以及鱼类生态环境用水等要求，实现最有效的利用。对每一条河流要建立信息数据网络系统，从体制和机制上协调综合调度能力，以达到充分利用水资源和水能资源的目标。
笔者认为这些都是水资源开发中的战略性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陆佑楣院士关于“水资源综合调度”的思考极为重要，中国不但能源缺乏，水资源更缺乏，对待水需要更为综合性的战略思考。
对这些问题，不同的人群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客观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有通畅的对话机制，让不同学科、不同群体的声音充分表达出来，另一方面需要有站在全局立场的研究、判断、决策机制，这里的“全局”不是指位高、权重、势大，而是指对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负责，对历史负责，而非对某个利益集团负责，更不是自觉不自觉地被海外势力摆弄。
现有的传统能源生产结构面临严重的挑战，一方面至少在未来半个世纪它依然是我们能源生产的主体，我们的社会经济体只能靠它拖曳；另一方面在此期间必须形成新的能源生产结构，以弥补传统结构萎缩造成的缺口。
因此，从整体上合理安排传统能源生产，尽量提高能源生产与利用的效率，延长传统能源结构的服务时间，为形成新的能源生产结构赢得回旋余地，就成了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而过去30年，在能源领域的主导政策是“市场化”，是“有水快流”。这样的主导政策能够有效地激发资本的逐利动机，却无助于从全局立场上进行战略性研究与管理。受制于体制因素，我们缺乏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弱政府，强企业”，各自为政的现象早已为人诟病。当初酝酿“大部制”改革时，“能源部”呼声很高，而最后却是不了了之。对这种有局部无全局的体制，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感叹道：
“以此次南方雪灾为例，一次自然灾害，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工业灾难，最后，我们看到的全部是英雄，在风雪中战天斗地，但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部门出来主动承担责任，从自身总结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能源供给的系统危机，有什么经验此后可以吸取。不吸取经验教训，我们是不是等待下一次天灾中涌现更多的英雄”？（《聚焦大部制：能源部为何“意外出局”》2008年3月13日《南方周末》）
从目前的态势看，即使没有“下一次天灾”，“能源供给的系统危机”恐怕也难以避免，所不确定者，时间而已。
我国在能源方面的对外依赖程度正在快速上升，在半个世纪之内，很可能上升到相当高的地步。历史经验表明，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状态。
对我国的能源对外依赖性是否应该进行总量管理？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对外交与军事力量有何要求？对社会经济体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有何要求？这些都是战略性的问题，需要有务实、负责任的研究，并最终落实到政策选择和实际运行上。
